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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幸福与国人的幸福  

2014-09-18 07:59:16|  分类: 法律学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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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7 来源:法学家茶座         

       曾经著名媒体人杨澜对律师幸福感的一番话引起了法律界不小的反弹,许多法律人为此大动肝火,其实大可不必,我倒觉得她的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杨澜说:“幸福感最低的职业是律师:因为他们总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
前半句表达了一个判断:律师最不幸福,我认为基本准确;后半句则道出原因:“因为他们总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我认为判断基本错误,它体现了杨女士对律师的误解——这不是她的错,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基因所致。
杨澜的“不幸福”论是针对中国律师讲的,中国的律师不服不行。我为杨女士的话找八条证据:第一,中国的律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有婆婆——司法局,在国外,律师没有婆婆,律师有自己的协会,但它不是管律师的,而是为律师争权利的;第二,中国的律师重要的刑事辩护要请示,这在国外也是没有听说的;第三,许多中国的律所要“自觉”地建立党组织,这又多了一层管束;第四,中国的律师在法庭上的地位卑微,他的话是否“被听见”,完全由法官说了算,许多律师以为“合法有理”但法官或者政法委不喜欢的话,轻者被当“屁”一样放了,重者律师可能被逐出,甚至可能因此被捆起来示众;第五,中国的律师随时可能被吊销执照;第六,中国的律师面临法官索贿的概率太高,而行贿不仅伤财、失尊严,而且是有风险的;第七,中国的律师受到民众的误解甚至歧视——杨澜的后半句话是其代表;第八,更加可怕的是,中国的律师有专门针对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刑法第306条。这条恶法不仅离间了委托人与辩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为委托人诬告“立功”的依据,更可能的是它成为法院“收拾”律师的工具。请问中国的律师有此八大忧患,他们的尊严时时被践踏,他们高兴得起来吗?
律师不幸福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律师这一“在野法曹”,因为在极端专制制度下,司法是官员独擅的,老百姓只是被处理的对象,“法律是什么”不容老百姓插嘴。但打官司需要专门知识,有需求就会有卖方,于是就有以提供此类专门知识为业的人,这就形成了“地下讼师市场”。对于此地方市场,官方眼开眼闭,高兴的时候放一马,不高兴或者口袋里需要钱的时候、或者需要政绩的时候,就“打一下黑”,捞一票。就同如同今天妓女与警察的关系。由于是“地下”的,没有规范,种种下三滥的行为必然产生,其罪不在从业者,而在排斥法律服务的专制社会也!
歧视讼师(以下统称律师)的文化在先秦就有,《左传》中就有贬低律师的记录,到秦代,《吕氏春秋?精谕》进一步造出了以下故事,律师在国人头脑中的形象可想而知:
“郑之富人有溺水者,人得其死(同尸)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必莫之卖矣。得尸者患之,以告邓析,又答之曰,安之,必无所更买矣。”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衤夸)民之献衣襦(衤夸)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邓国大乱。民口讙哗(讙同欢,讙哗,“喧哗”也)。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吕氏春秋·市应览·离谓》)”你看,在国人眼里,律师就是一群挑起事端、混淆是非的奸诈小人,后世统治者更将消灭律师作为治国要务之一。
相比之下,西方的律师与中国的律师可谓“天上地下”。早在罗马建城初期,罗慕洛就建立了一项制度:每个平民必须找一个贵族保护人,这个保护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受保护的平民提供法律服务,可知西方律师的祖宗是贵族。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法学家从事今天的律师业务。大约在13纪,一个日耳曼王国的皇帝还下旨授予所有的法学博士贵族头衔。在1415世纪的英国,律师就在议会中发挥重要作用,1593年,英国43%的下院议员受过法律教育。在议会,议长和其它头面人物通常都是律师。而不论何时,美国的律师都在立法机关中占多数或绝大多数,美国的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美国历史上的44位总统中,竟有23位做过律师,包括刚刚连任的奥巴马。
但是难道中国只有律师不幸福吗?否!当然这是在下的看法,在CCTV等官媒看来,中国人幸福得很,也许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本身是特权的享受者。不过,那只是极少数人。其实,即使cctv人幸福其实也只是“猪”的幸福,一个容易满足的“猪”的幸福而已,如果他们想作苏格拉底,相信他就不幸福。因为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真正的、人的幸福当指“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而在一个“听命”的“思想高度统一”的从业环境里,我相信他们也高兴不到哪里去,起码回家倒在床上的时候,或许得叹一声气:无奈。
对于大众来说,或者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我说是中国是最不幸福的人之一。我这不是猜测,而是基于实证的证据。大致有三:
第一,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香港地区占55%,分列第一和第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2-10/18/c_113414644.htm
第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天平均有3000人自杀,而中国大陆每年有约11万自杀者,多为1534岁,其中近一半是心智健全者。法文中文网法广中文网http://www.chinese.rfi.fr/20121019日访问。以我的观察,这个数据是明显不全的。2012年重阳节,武汉一对老夫妻相约赴死。婆婆临时“反悔”,爹爹从武汉长江大桥上跳下身亡。这名爹爹姓龚,今年就将满80岁。34岁的武警班长杨建丰在此当兵14年,平均每年都有十余起类似事件发生,仅自己经手救起的坠桥者就有近20名。《重阳节老夫妻相约跳桥婆婆变卦八旬爹爹溺水身亡》,http://www.hb.xinhuanet.com/2012-10/24/c_113475245.htm。在有的地方,老人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就“自觉”自杀,从而形成了所谓“自杀洞”,老人习惯性自杀的地方。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富士康的员工不知多少“连跳”了,但没听说外国的富士康员工自杀那么积极。
第三,201245日联合国首次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国内地排名第112位。
第四,要说中国人不幸福,最不幸福的是老年人。2010年,我国老年人中,有24.1%主要经济来源为离退休养老金,40.7%老人依然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另有以低保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占3.9%。城市老年人中,有66.3%的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养老金生活,但在农村,能够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仅为4.6%。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近10年来不断上升,与城市老龄化差距不断拉大。韩宇明、魏铭言《仅两成多老人主要靠养老金生活》,《新京报》20121023日。
中国律师不幸福与国人不幸福的“同步现象”难道是巧合吗?否!因为西方人的幸福(当然不是说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的地方只在天堂)感高,相应的律师的幸福感也高。两者放到一起来思考,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律师幸福,国人幸福,律师不幸福,国人不幸福。
我相信这是铁律。如果这是可信的,我们就不要责怪杨澜,更不当嘲笑律师的不幸福,而是将律师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将律师的耻辱当作自己的耻辱,努力去改善律师的生存环境,提高律师的幸福感。如此则国人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地高了。期望十八大以后律师的幸福感有一个大的提高,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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